11月3日，潇湘省政府召开了一场名义上“务虚”的产业规划会议，主题是“5G发展带动中部区域崛起”。
与会者众多：省委常委、副省长、发改委主任、工信厅厅长、财政厅副厅长，以及来自省内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高层。看似一个普通协调会，实则暗流涌动。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省工信厅与发改委的分歧就已经私下传开——前者主张优先扶持传统通信设备制造商，集中建设中部5G基础硬件集群；而后者则力推“应用优先”模式，希望将资源下沉至地级市，鼓励智慧城市先试点再扩面。
李一凡作为星城市委书记，被特别邀请旁听。他知道，这种会议形式上的“旁听”，实质就是一次政治试炼。面对的是资源分配、政策引导和权力布局。
他没有贸然发言，而是仔细倾听各方观点，默默记下几位关键官员的发言逻辑与立场，尤其是副省长周敬义。
周敬义此刻的策略很明显：用“全省一盘棋”的说法压制地方城市的差异化发展，避免资源碎片化。但李一凡心里清楚，这实则是想将5G资源优先分配给几个传统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市，以固化现有利益格局。
“若星城市不争，这一轮红利将从我们指缝中流走。”
会后，李一凡并未立即返回星城，而是单独拜访了潇湘省财政厅副厅长杜鹃。她是火种计划的隐性支持者，也是李一凡多次“改革试点”财政拨款背后的关键人物。
两人在省财政厅的小会议室展开一次没有记录的密谈。
“老杜，咱们来谈一笔政治投资。”李一凡开门见山。
杜鹃笑了：“你是说5G？”
“准确地说，是‘5G+城市治理实验’。”李一凡眼神深沉，“我要的不只是产业布局，而是‘制度创新配套权’。”
“怎么个玩法？”
“我们星城市愿意成为全省首个‘5G嵌入式治理’试点城市，但我们需要财政厅支持设立一个‘5G治理专项引导基金’，不归发改委，也不归工信厅。”
杜鹃听得眼睛微眯：“独立运作？”
李一凡点头：“基金管理由省财政牵头，市财政与凡星体系共同匹配资金，外部专家监理，但只对星城市的5G融合项目投向进行定向扶持。”
“这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金融工具啊。”杜鹃感慨。
“这是为星城市准备的制度武器。”李一凡纠正。
三天后，省财政厅以“推进新型城市数字治理”名义批准专项引导基金试点，总规模3亿元，其中潇湘省财政拨款1.5亿，星城市财政1亿，凡星科技与民营资本配套0.5亿。
这条隐藏在一般性会议文件中不起眼的批复，实则开启了潇湘政治系统中一次静悄悄的权力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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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星城市也在暗流中悄然转身。
李一凡召集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5G赋能下的城市治理改革提案》。会上，他一改往日思辨式语言，直接给出三个“必须”：
“一，必须把5G当成一次权力结构升级的契机，而非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必须在市委层面成立‘5G融合应用专项工作小组’，书记我亲自挂帅，专班协调各部门推进。”
“三，必须以凡星科技为核心实施平台，引导各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级技术迁移，未来城市治理不靠文件，靠数据流转。”
他的表态一锤定音，整个市委班子迅速执行。
政务系统内部，一批“火种计划”中的中青干部被调任至“5G专项工作小组”，负责与交通、公安、卫健、城管等系统对接5G融合落地需求。
市公安局首先行动，提出“移动实时调度系统”，将在星城市主城区试点5G执法终端，实时回传数据并与市级调度系统联动。
市交通局则决定引入“城市路网实时控制中心”，把全市核心交通枢纽信号系统改造为5G高频接入方案。
李一凡要求“方案不准模板化”，必须由使用一线人员共同参与设计，“谁用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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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凡星科技也迎来一次内部重组。
李明杰宣布成立“凡星5G融合产业部”，从旗下多个子公司抽调人才，并设立三个战斗小组：
? “技术攻坚组”：攻克高并发数据场景下的稳定性与延迟瓶颈；
? “行业对接组”：与市各职能部门建立日常快速响应机制；
? “数据安全组”：从一开始就建设“数据分层隔离”体系，为后期进入政务系统奠定基础。
凡星科技还与星城高校联合设立“5G产业实验班”，首批招收40名本科及研究生，重点培养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为未来三年的人才梯队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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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让李一凡感到满意的，是省委书记吴卓民的一个“非正式表达”。
“老李，5G这块，你搞得动静不小，省里眼睛都盯着你。”
“吴书记，有压力才能出成果。”
“我不反对你先行一步，但你别只是搞‘资本下沉’，要搞‘治理提速’。中央更看重这块。”
“我明白。我们不是要建示范区，而是要造一套新制度。”
吴卓民点头：“那你就试，弄成样子来。”
李一凡深吸一口气。这是一次难得的顶层授权，也是他推动“技术即权力”实践的重要支撑。
5G不是技术，是制度工具。
这不是赛道，是战场。
这不是建设项目，是城市政治结构重塑的机会。
而他，已经悄然走到牌桌的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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