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福建地方官员傻眼了。
前头针对兵部尚书梁廷栋关于崇祯三年十二月一日宽海禁的奏疏，地方刚刚讨论完。而讨论结果是认为开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并决定取消海禁，允许出洋贸易。一切程序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可是现在地方意见尚未来得及汇报给朝廷，却突然之间接到了朝廷继续维持海禁的一纸公文。
福建地方官员做为既得利益者，自然倾向于开海，所以他们经过商讨，向上汇报：
1、取消海禁，允许出洋通商。
2、针对皇上担心的“严保甲与开洋禁是否并行无碍”，建议今后地方海防官员选择上，必须推选精明能干的甲科官员（即必须使用进士出身的官员）。以保证开洋之后的地方海洋秩序。
福建地方官员的意见经由福建巡抚熊文灿、福建巡按罗元宾汇总后，分别上疏报给了朝廷。
而崇祯皇帝在收到信后于四年七月初九对奏疏做出批示：“抚、按官身在地方，自当熟筹利害。据奏，海禁不妨许开，是否长便，着该部谘议详确具奏。海防官遴选甲科如议行，该衙门知道。”
崇祯还算开明，他知道沿海地方官肯定比朝廷中枢那帮人更懂开放海禁的利弊，让他们再研究研究。
根据皇帝旨意，在崇祯四年八月，兵部官员针对海禁一事做出如下建议：
1、开海通商有利于地方，应听从福建地方建议放开海禁、允许通商。
2、地方官员应严格管理通商船只，出洋船只归海澄、月港管理，严禁私贩违禁物品，严格禁止商船通倭。
此时前前后后已经过去了8个月。而当时上疏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早已下台，转由熊明遇接替了他的工作。
至此，关于福建海禁一事，只能说兵部是阶段性完成了任务。因为在崇祯四年八月的奏疏上奏后，还需要皇帝对兵部提出的意见做出批示。
在得到崇祯的批示之后，兵部则会将命令再次下达给地方，整个事件才算最终得到解决。
但由于缺少之后的史料，对于这项公文的流传情况也只能分析至此了。
以上除了说明海禁放开问题，还能看出崇祯年间的公文处理程序。和后世的公文处理程序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还有文件落实“回头看”，差距无非就是因条件限制行文传递效率慢一些而已。
历史的车辙痕迹大体上就没有更替过。
从目前留下的最后奏疏来看，崇祯皇帝已经允许开海，但仍然要求兵部对此事做出详细的讨论制定方案。而兵部也给出了开海的若干方案，只是缺少有关兵部方案呈递给皇上后，崇祯的意见是什么的史料。
最后的实际情况，大概还是不了了之了。
因为崇祯皇帝焦头烂额，西北有陕西农民军蜂起，东北有建奴虎视眈眈，最主要南边的海盗以及洋人都在捣乱。
要再过几年，到郑芝龙剿灭刘香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围环境来支撑开海禁。
崇祯十二年，又有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
不过那时已经晚了。
后续自然是“国姓爷”郑成功他爹郑芝龙仗着熊文灿撑腰，兼并东南海盗，建立起官盗一家的海贸秩序，肥了沿海官场和郑家势力。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尾大不掉。大明朝廷此时已无力控制海疆，对此无可奈何。
当李自成带着万把人在怀庆府称王称霸的时候，人家郑芝龙经营的武装海商集团麾下已经有各色人种高达十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两千艘大、小船只，成为南洋世界的强权人物。
就算大顺能五六年推翻大明，人家郑芝龙那时才三十来岁，年富力强，势力强横，当然不会投降。李自成肯定还要跟郑芝龙展开长期海战。
任重道远。
所以，李自成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也要拉拢几个洋鬼子给他培训海军后备力量。
论真正的海战，以及对海洋的认识，大明那些海盗海商还差的远，所以不找洋鬼子不行。况且李自成暂时又没法跟国内海盗拉上交情。
夸克穷和马阳纯被大统领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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