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们把握住盐这一经济命脉，趁着明中后期工商业发展的东风，又进军棉布、典当、粮食、茶叶、文房四宝等生意，逐步做大做强。
徽商可以说是成于盐也败于盐。他们太有钱了，没办法低调，“乐捐”之类的敲竹杠就难免了。
跟盐业相关的各地官员也要时常孝敬，官衙里买根牙签都要找盐商报销，买个擦屁股纸也要报一千两银子。短短的百十来年，盐商们共“乐捐”3000多万两银子。乾隆下江南的开销大部分是盐商所出；嘉靖年间白莲教起义两淮盐商被捐输了七百万两。
道光盐法改革，徽州盐商的垄断经营权被取消，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再也不能从盐业中获取暴利。
态平天国时期又是最后一个暴击，徽商亏损了三千多万两白银。曾剃头的军纪就不用说了，“皖南及江宁各省，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就连本地的祁门红茶，也因为干不过搅屎棍在阿三那边搞的红茶，也完了。徽商可以说是一次性衰落下来的，此后再没恢复元气。
相对来说，晋商还挺能扛，一直活到最后才被时代的浪潮掀翻。
再回过头继续说当铺，这买卖能挣钱，徽商做的也大，触角遍及全国。
“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
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徽州典商汪彦，资本数十万，“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汪保通，治典于上海，当铺规模极大，设分当，“里中富人无出其右者”；湖广“汪朝奉开当于襄阳”；汪可钦“伯兄以高资行质于粤；许某治典江浙各地，资本数年百万，“质物之肆四十余所”，管事及克厮役不下2000人；又有“吴老典”治典扬州，“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有其右者”……
徽州当商规模全国第一，垄断了苏浙一带的典当业。晚明时期南京附近有当铺500家，大部分都是徽商势力。
“……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善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
可见，福建典当行坚持高利率，根本难以与徽商竞争。
整个河南有两百多家徽商当铺，怀庆府城有三家。
今早利民当铺刚开门，排队的顾客立马涌上前。他们都知道当铺被哄抢了，所以要赶紧来要赔偿。
汉子掏出当票和银子拍在柜台上，“手头宽绰了，就想着把衣服赎回来。您点点数，我怕把利钱算错了。”
当票是当铺收货后付给当户的书面凭证，也是客人日后赎取当物的唯一凭证。
开“当票”是一门学问。
首先甭管您多好的东西，“当票”上面一律格外贬低货品成色。即便是崭新的好东西，也一定会被评价为“半旧”。
如，新衣服写“油旧破补衣服一件”；皮毛大衣必写“光板没毛，虫吃鼠咬”或“缺襟断袖”；丝绒衣服写“呢布大袄”；金银首饰写“镀金锡首饰”；翡翠玉石写“硝石”；名家字画一律写“仿”；紫檀花梨则写“硬杂木”……
总之就是故意把好东西写成不值钱的破烂货。
其中缘由跟当铺的高柜台一样，吃亏吃怕了才弄出来的自保措施。毕竟伙计、朝奉们总会有走眼的时候。
比如，某人当金手镯一对，你给票子上写“金手镯一对”。等人家来赎当，说货不对，你给掉包了。当众剪开验货，确为“镀金锡镯”，那当铺只能作价赔偿。
书画古玩就更难鉴定了，甚至还有人专门合伙行骗。那当铺就血亏了，且无处申冤，只能自认倒霉。
再比如皮袄、绫罗绸缎之类，万一当铺保管不当，衣服受潮或被虫吃鼠咬，当票上要是原写是新货，那就赔吧。
那么问题来了，你说当铺在票子上故意把好货写成烂货，到时商家掉包怎么办？好像你也没处说理。
这种事很少发生。因为现下的商号一开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尤其是外人来当地经商，顾客本来就有疑虑，你要再搞鬼，买卖根本干不下去。
何况，经商利润大，稳当赚钱就够了，正经商户没必要耍花活。
一般来说，当铺行情是当品“值十当五”，也有些“值十当三”。
其实顾客也不全都是想要高价，因为有一部分人只是手头紧临时周转，日后还要赎回。当的钱多了，利息相应的也高。
还有，就是不缺钱的人也有去当东西。
比如自己要去外地一段时间，贵重东西放在家里怕不安全，干脆交由当铺保管。
还有人春天将家里的皮袄、皮大衣拿去当铺当了，待到冬天再赎回。因为当铺有专门收贮皮货的仓库，保管不会受潮鼠咬，比放家里还妥当。
当然，这些情况下都是索价极低，当铺给的钱越少越好，因为“本小利息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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