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事为：反腐抓贪、国之长策。
姚夔在这道奏疏中，将天命进行了量化，国朝贪腐程度成为衡量天命的一个标准，而姚夔以正统十四年，大明京营贪腐为例，彼时大明京营冻死了近万余人，缺衣少食，无心作战，按照之前大明京营的标准，哪怕是层层朘剥之下，也不应该连件厚衣服和点干粮都无法置办。
第五事为：警惕势要豪右掌控大量社会资源后，对政治权力的进一步篡夺。
在这个问题的定性上，姚夔干脆将此事定义为了十恶不赦之谋叛大罪，以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夏氏威逼利诱任何县衙蠲免事为例，势要豪右威逼各级官府报灾逋以谋厚利者以谋反论，以江西学阀为例，警惕朝士半江西之危局。
第六事为：警惕赞之倍之，对朝政阳奉阴违，加倍执行反对政令。
确保大明政令能够得到实施，而不是被蓄意破坏，当以谋反论罪，首恶入解刳院，从犯斩首示众，家眷流放爪哇等，以收威吓惩戒之效。
第七事为：警惕暴力过度使用权力。
以朝阳县堂和五城兵马司连粪车都要抓一把之事，要对滥权之事内外禁绝，以此为量刑基础，对滥权进行流放海外作为处置。
第八事为：确立朝廷拥有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权力。
以确保朝廷拥有调节各个利益团体矛盾的能力，而这一点上姚夔说的语焉不详，大抵就是皇帝那套再苦一苦势要豪右，维持肉食者和劳动者的数量平衡，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导致社会经济活力低下、内需不足等等，这一事，皇帝高瞻远瞩，姚夔并没有着墨太多。
第九事为：民乱地方地面官员负责制。
一旦当地掀起了民乱，从巡抚到县尉统统倒霉的负责制，搞不过可以请朝廷甚至请陛下援助，这一点姚夔的表弟姚龙就是受益者。请皇帝出马，只要为国为民不为私利，陛下绝不会怪罪。
民乱是封建帝制的最大威胁，作为被大谄臣胡濙带了五十年的礼部，终究是站在维系皇权的角度，以福建民乱大案，确定了这一责任制度。
第十事为：坚持以考成法为核心升迁的唯一标准。
这是当年陛下以亲征换来的政治成果，不容有失，遴选贤才、过滤素位尸餐官吏，是大明吏治除反腐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也是京官维持自身地位的核心工具，绝不容失。
大抵就是正统十四年八月以来至景泰十四年二月，若干重大事件的政治定性和决定。
内十事之外则是外十事，在外十事的论述中，朱祁钰虽然原则上赞同姚夔所言，比如以《海夷藩国疏》为基本形制、开海是纾困内部矛盾的重要工具等等，但是开海刚刚有了一些成果，在很多事儿上，还是雾里看花，这外十事儿，因为邸报篇幅有限，朱祁钰只取了两件，即海夷藩国疏和开海为国之长策。
姚夔这本兴衰疏，既是大明对过去十四年大明政治大思辨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与期许。
邸报一登，士林哗然，有志之士，无不痛骂礼部违背礼制，皆是谄臣！
礼部官员没有文人风骨，就知道当皇帝的舔狗！
因为姚夔这本奏疏，在不经意间把骂皇帝是亡国之君的翰林、禀生们给骂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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