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卯时，杨虎就带着十名赶马的车夫赶到天皇岭来向杨恭仁报到。这些马夫是清一色孔武有力的青年壮汉，一身的彪悍气息，明显都是战场上舔过血的士兵乔装打扮而成。
杨虎向杨恭仁报告说，连夜购置的十辆马车已经在凤凰谷的官道边依次摆放整齐，武士彟的灵柩也已经安排有关人员擦抹干净，那十名被匪徒活埋马夫的理赔等善后工作尹剑钧也在有条不紊地处理之中，灵柩车队现在随时可以重新启程出发了。
“老夫现在就把这些马夫交给你来统领，等把老夫堂妹一行安全送达并州文水后，你再把这些马夫一个不少地带回来向杨虎复命。”杨恭仁对贺兰安石交待道。
“学生遵命。”贺兰安石向杨恭仁揖拜行礼。
“如果你这次能圆满地完成老夫交给你的任务，等你返回洛阳后，老夫推荐你去汉王府谋个前程，汉王府尚有一名功曹的空缺，你可以去试试自己能否胜任。”贺兰安石和武顺的婚姻八字还没一撇，杨恭仁就向贺兰安石抛来了一个大礼包。
杨恭仁突如其来送上的大礼包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差点没把幸福的贺兰安石砸晕过去。
汉王李贞此时还不满八岁，汉王府中的大小事务均由李贞的母亲燕贤妃作主，而燕贤妃素来对舅舅杨恭仁尊敬有加，言听计从。
汉王府即是后来的越王府，燕贤妃即是后来的燕德妃。
如果能谋上汉王府的功曹一职，贺兰安石以后的仕途之路将会一帆风顺，舒坦之极。
唐唐选拔官员实行两种方式并存。一种是籍荫制度，另一种是科举制度。
籍荫制度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思想在官员选拔上的具体体现。祖宗的功劳可以籍荫后人，这种做法自古有之。唐武宗时期有一个叫李德裕的宰相甚至公开宣称，朝廷的主要官员必须要由公卿子弟来担任，因为公卿子弟从小受父辈的影响，耳濡目染，对朝廷政务和礼仪制度如数家珍，不教自成。
贺兰安石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到了贺兰安石父亲贺兰师仁那一辈已经微乎其微了，贺兰师仁本人也只谋了一个散骑常侍的虚职，贺兰安石还能奢望依靠家族的力量为自己谋个实质性的职务吗？
贺兰安石也想轻轻松松地躺在祖宗的功劳上薄上睡大觉，可是，贺家的祖宗对北魏、北周、杨隋确实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唯独对李唐政权的建立没做过什么贡献。
贺兰安石看来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走了，那就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可是唐代的科举制度尚在初创摸索阶段，制度很不完善，缺乏公平性，说起来都是泪。
首先，录取名额少之又少。一般情况下全国每年通过科举考试只录取三十人左右，还不到现代社会清华和北大两所全国顶尖大学每年高考录取人数的一个零头。以2018年为例，清华和北大共计录取考生约6800人，唐代科举考生录取的难度系数是现代社会高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平均难度系数的二百多倍。
其次，地域歧视欺人太甚。长安录取的科举名额比外地录取名额的总和还要高，甚至长安周边的万年县都比普通州县具有更强的地域优势。外地考生每年还必须参加初考，初考过关后才能进长安参加终考，本年如果没考上，就要回原籍准备来年再考。当然，如果外地考生能得到朝廷高官的推荐，也是可以不用参加初考的。但这样的外地考生要么出身高贵门第，要么才华特别出众。
再次，考试内容不尽合理。唐代考试种类比较多，比如博学鸿词科、算学科等，而且唐代科举只是赋予考生一个学历出身，并不必然会封官。考生还需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即诠选，方可成为官员。诠选重在考察法律文书，普通学子没有机会接触这方面内容，但贵族子弟家里开办有私塾，家中有人做官，所以对律令、公文写作之类更熟悉，在诠选的时候占有很大的优势。
最后，四好标准高不可攀。即使前三关你侥幸都通过了，但别得意太早，还有最后一道关也会卡住不少人。唐代的《选举制》明确提出了选人用人的四项标准：一曰身，即体貌丰伟；二曰言，即言词辨证；三曰书，即楷书遒美；四曰判，即文理优长。这四条标准中，首要标准就是长相好。口才好、书法好、文章好排在长相好的后面。
被四好标准害得最惨的莫过于大诗人罗隐。罗隐曾经写过“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样的千古名句。此人才华横溢，口齿伶俐，写得一手好字，就是长相太磕瘆，以至科举考试前前后后参加了十几次，最终都是铩羽而归。
像贺兰安石这种老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都对唐朝的科举制度心存畏惧，望而却步，寒门子弟想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朝中有高官抬举帮衬你，你就不用担心诸如没有长安户籍、颜值不高、说话不利索、字写得丑、文章缺乏文采这些因素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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