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是，这种变化，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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