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诸权贵大臣一般，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也是从刘继英、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但最终选择谁，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每个人，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
刘继英，性沉稳，有志气，涵养足，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虽然少锻炼，但毕竟还年轻，极具培养价值，未来可期，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睢阳派”吧，那等声势，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
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杨氏之盛，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
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
刘维箴，太子死时，也有十九岁，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虽然一样孝顺恭敬，但其短智迟钝，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众多，并且涵盖诸多阶层，各派势力，人声虽杂，但其意甚坚，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更是打着“死谏”的名头，要维持帝国正统！
正统！这个词，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没曾想，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
皇帝犹豫不决，传递出的模糊信号，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夺嫡之势既成，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潜流依旧，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
也就导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跌破下限的争斗，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见太子之争，波及朝野，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对此痛心疾首，上表进谏。
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坐视斗争，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
尚书令陈尧佐，财政使吕夷简，先后上奏，弹劾范仲淹，说他不敬宰相、妄议朝政。罪名虽然很弱，但刘文济恼怒之下，于建隆二十一年春，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
由此，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间，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时刻关心朝局，忧怀君王。并且，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一直以来，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从地理上来讲，偏重于东方，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
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吕夷简外放辽东，到建隆二十二年，尚书令陈尧佐罢相。
到这个时候，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刘文济既然恼怒，又无奈。
面对众多纷争，刘文济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须得做决定了，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
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而是比少犯错。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这条规则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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