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穆太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悲不自胜，掩泪吞声。久而言曰:‘朕以早丧慈亲，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
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
于是李世民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
这样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李世民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
贞观十八年，正在洛阳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李世民，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决定召见。
李世民想要通过玄奘的嘴巴了解西域诸国的民情、军事力量、地形等等。
于是，他派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
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发轮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
为了得到的玄奘脑袋里的一百三十八国的资料和见闻，李世民不得不派出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
玄奘答应给李世民写《大唐西域记》，但李世民必须帮他把带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
李世民妥协了。
但民间却以为皇室再次偏向光头教。
等李世民从辽东回来，不再是龙马精神的他，只好任由光头教再次兴盛起来。
自此，李世民到临死之前，没再干预佛道两教发展。
之后，尚且年轻的李治，既体会不到他父祖两代对待宗教的出发点，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明确指示，还收了一位声称弥勒转世的未来女帝，佛道两教彻底不知收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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