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
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李世民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李世民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
目前《全唐诗》录其诗九十吧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二十首。
例如，《重幸武功》：“瑞气荣丹阙，祥烟散碧空”、《过旧宅之二》：“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秋日学庾信体》：“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咏雨》：“朦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等等。
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
最有代表性的乃是李世民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李世民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一切皆空幻。
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
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
在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
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
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可见李世民确实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
佛根也好，道缘也罢，一切个人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
作为君王，李世民在《慎所好》中明确点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只能是被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武德九年五月，李渊下《沙汰佛道诏》后，佛教即将面临一场沉重的打击，然而也是命不该绝，转过月来玄武门之变爆发。
控制了政局的李世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立刻取消了沙汰佛道的诏令，在以李渊名义发布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
其中，特别指明：“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以争取佛教徒的支持。
即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仍然继续利用佛教，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
他曾舍太和宫为李渊立龙田寺，舍通义宫为尼寺，下诏在各战阵处修建寺庙，追祭亡灵，敕令为章敬寺设斋行香，开译经馆翻译佛经。
当他施斋发愿时，自称“菩萨戒弟子”，“诚心发愿”，“惟以丹诚，归依三宝”。
他还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
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
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隋恭帝义宁元年利用改朝换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
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实际上是限制佛教扩张，只能说是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
贞观五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李世民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
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李世民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
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
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了。
贞观八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参拜，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政权，更是要政权向教权低头。
李世民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他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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