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推导至“太宗继位之初，一匹绢才一斗米。”得出当时的粮价是四百五十文每斗。
唐朝的最低粮价出现在贞观十五年：“米每斗直两钱。”
若以这“米每斗直两钱。”来换算软妹币的话...六万块！
不管是六千还是六万，反正殷清风这一下子拿出来近五十万贯出来。
韦保峦问他什么时候放良这些村民。按照他的设想，放与不放就是一种形式，只要他有掌控力，无非就是给他们换一种身份罢了，该效忠他的还照旧。
他现在治理梧桐新村的办法，是采用的早被共和国淘汰掉的“人民公社制”。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成立。经多次调整后，从一九六二年开始，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乡、社、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人民公社制在建国之初，“用农民集体力量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策略，顺利实现了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的基础。”
“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今后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民公社在那个阶段的积极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但长期执行一种体制甚至僵化，那必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殷清风虽然没有在那中制度里生活过，但他也清楚，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人民公社就是乡正府机构，其作用就是起到正度督导农村农民的作用。
解散人民公社的前提有两个：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完成了、制度僵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的唐朝，提不到什么工业化的问题。若是解决了制度僵化的问题，人民公社能不能保存下来？
作为立志改变民族命运的殷清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个关键：人，是自私的。
无论是共和国的建国之初，还是李唐的建国之初，抱团取暖、集中力量是时代的必然。随着力量的壮大，个人的私心也就凸显出来了：有能力的人，想放飞自我，没能力的人，想偷奸耍滑。
这两种人的出现，就诞生出了个人承包制。
但人民公社制彻底灭亡了吗？
没有，还有华西村，
吴仁宝在一九六一年接任华西大队一把手时，集体资产两点五万元，欠债一点五万元，人均分配五十三元。
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华西村的营业总收入五百三十亿，人均是八点五万元，而同期的上海市城市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三万元多点。
同样保留集体主·义经济的南街村，只是因为领导者盲目的投资，光环比不过华西村，但南街村也证明了集体主·义经济在现代化经济面前，一样是可行的。
南街村和华西村的人口都不到四万人，而梧桐新村已经积攒到了十二万的人口；华西村有华西集团，他也可以搞手工作坊嘛。
梧桐新村有人口优势、有教育优势，有地理优势、还有他这个作弊器的存在，他没道理不把这里建设成为唐朝版的华西村吧。
他可以把农田全部改为原材料基地和养殖基地。
甘肃到关中到河南一线，有茶山有竹林，只这两个经济作物就可以养活梧桐新村：茶叶搞来料加工，制作炒茶；竹林里养竹鼠，就地生产毛笔、竹纸、竹鼠鞋、竹鼠皮衣、竹鼠肉...这不都是钱吗？
更何况，这里的养殖业基础已经很完善了。
牛、马、羊、驴、猪、鱼、鸡、鸭、鹅、兔、龟等，只要母本达到一定数量，每年光卖肉卖皮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如果再深加工：腊肉、腊鸡、火腿、酱肉、红曲鱼、红曲肉、阿胶、龟板胶...
华西村到了后来，因为在传统产业上投入过多，不得不转行进军第三产业。但殷清风可以事先就搞出来的。
这里距离长安城才几十里地，对于喜欢在各个节日往城外跑的长安人来说，这里并不远。
他再建一批有特色的房屋，提供特色的住宿和饮食，再弄些百戏表演、再种些桃花林、梅花林、牡丹园、菊花园...光这些旅游收入，真是不要太多了。
若这种模式得到确定，并得到推广的话，对唐朝、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皇权不下乡不存在了吧，宗族制得到了扼制吧，每逢灾年不用逃荒了吧，每逢战乱可以结阵自保了吧...
但是眼下，他需要恩威并施，让这些村民乖乖听话才行。
“威”不需要他亲自动手，有原先的《梧桐新村管理条例》在，已经打好基础了，等以后建起作坊后，还有《作坊管理条例》约束他们。
但遵守制度深入他们骨髓里，还担心什么？
至于“恩”就更简单了：有他们原先的生活对比、有络绎不绝投奔的农民做对比、有长安城里那些权贵的奴婢作对比、有城里那些市贫阶层作对比...他只要展现出一丝丝的仁慈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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