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象形和象意，极难产生众多的新字，特别是带有抽象意味的字体。
于是，在象形字之后，老祖宗们又演化出形声字。
秦王朝中通行起两套文字：高级官员使用小篆，低级官吏使用隶书。秦王朝的短命，令后人无法确定小篆究竟是否曾取代了六国文字，也使小篆与隶书两者无法确定谁是主谁是佐，这个使命只能由取代了秦朝的西汉来完成。
从史书看，汉朝的官方文字就有了偏重隶书的倾向。
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武帝刘彻独尊儒术，经与经学，由此而生。经的解释必然出现分歧，但古今诸经的基本内容常常是公认无误的。但在五经的确立后，文本上的纷扰就来了。
为了消除五经在文本上的差异，石经问世了。石经上的内容，就是这些经书的最终版本，不容再有争议了。
中国古代最早刊刻与碑石上的官定儒家经书叫熹平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在洛阳太学开刻的，共四十六块，包括《易》、《礼》和《春秋》等七种。
有了石经之后，捶拓技术相应而生。
玺印技术有了，捶拓技术也有了，就催生出雕版印刷了吗？不，还没有。
至迟在西汉前期，较为成熟的凸版印刷技术已经应用于纺织品印染，其原理与后来的雕版印刷术相同.
但在此后很长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并未用于图书的复制，这与隋唐以前的文化、教育、宗教发展进程有关，即文献大规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尚未形成，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尚未有足够的需求驱动，也缺乏必要的市场环境。
直接催生雕版印刷术用于图书复制的原因有三：一是宗教类图书的大规模社会化需求；二是科举制产生后对教育的推动以及科举考试带来的文献批量复制的需求；三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常用之物如日历、字书等需求增加。
因此，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与普及，与其说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从已知雕版印刷的实物及相关文献来分析，用雕版印刷术印制图书，至迟在唐初已出现并被广泛应用。但，开始用的是捺印的方式来印制。后来随着印制内容的复杂化，逐渐过渡到刷印的方式。
捺印，就是工匠将雕版拿在手中，像盖章一样将雕版盖在纸张上。
纸张的大量出现后，纸张与简牍间便此消彼长。又从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后，限制文字文化传播的最后一个枷锁也被打破了。
殷清风想建的墨香坊，前期是售卖纸张，后期是书籍和笔、砚以及其他文房用品。
造纸坊的规模一直都在扩大，但进度缓慢。原材料不缺，缺的是工匠。而且，现在这么多学生，纸张的用量很大。剩余的纸张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店铺的销售。
只要再经过今年一年的努力，等到明年的上半年，这墨香坊才能开起来。
纸张不缺了，印刷书籍的基础也有了，但是否印上标点符号就值得商榷了。
在古代“文”和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经常出现歧义。这种歧义造成了人们对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
因为断句的不同，产生的句意也不同。不同句意，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也就不同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
这个版本的解读，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的宦懋庸第一次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的解读是：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
宦懋庸解读的关键是对“可”的理解。在这种解释中，“可”是使意动词，是认可的意思。
这种解释虽然略近孔子的思想，但解释者很难讲透他对“可”的理解。
这句话也可以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断句方法，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
此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则是代词，是指“民”的意思。
第四种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按照这样的断句方式，就可以解释为：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须加以引导。
孔子一生主张“克己复礼”，他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礼制社会而努力，也主张对老百姓加强领导的。在《论语·为政篇》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照此看来，这种解释也能讲得通。只是读起来感觉有些突兀，不大那么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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