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我把胶卷拿到照相馆，把这些照片一一冲洗出来，又用相册一一装起来。没事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拿出相册，一起回忆回忆那次愉快的南京之旅。
周末和节假日，除了我们一家人外出游玩外，我还时常应二哥的邀约，一起去乡下看望父母。
一次周日，我和二哥又一起回到乡下父母家。中饭在大哥家吃的，大嫂烧的、我帮着打下手。
我们一大家人坐在桌子上吃中饭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我们小时候的事，说着我们家刚搬入这个村时候的事，说得都是以前的以前、好久好久的事，也都是些儿时记忆犹新的事情。这时，母亲突然搁下筷子，不吃饭了。并严肃地说，她最近吃饭时吞饭下去总感到喉部有东西卡着，还说她自己可能是得了喉癌。
饭桌上的氛围顿时转变了，轻松愉快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紧张起来。
尽管饭桌上，我们一个劲地劝母亲说：“不会是喉癌的。也许是感冒，扁桃体发炎，喉咙那儿就会像有东西卡着难受。”
可母亲不怎么认为，反驳道：“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受凉感冒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会不知道。当我是小娃子！”
母亲一顿发火，饭桌上，我们谁也不敢再说她是感冒了。
年龄大了，或许是想引起子女们的重视，非得说自己得了癌。这也是当代老人的通病。
这是当时我和二哥这么给母亲定义的。
回来后，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二哥说他也一样，没有睡好。
最后，我决定请同学帮忙，请她带我们去她当年读大学的附属医院给母亲做个全面检查。这个附属医院在全省有很高的知名度。
之前，二哥就和我商量，要查就到好的医院去查，一次性查清，到底是不是喉癌。所以，不想在家门口小医院检查。
我想我欠二哥的，正好我又在家没有外出打工，那我就带母亲去检查吧。
我找到同学，同学满口答应了，说她请假一天，亲自带我们去。
可是全部都安排好了，就是检查的钱没有着落。
二哥说钱，他拿。我，只出力。
本来，我可以自己出钱，可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没有钱，生活一个月套一个月，有时甚至还套不过来。我想去医院检查，至少要带2000元吧。
我把去医院检查的时间都安排好了，头一二两天就告诉了二哥。希望二哥尽快把给母亲检查的钱给我。
可是二哥迟迟却不给我钱。
直到去检查的那天早上，二哥依然没有把钱给我。
头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提前一天到我家来。第二天就从我家出发去医院。这样方便些。母亲接到电话后，头一天晚上来我家了。
晚上母亲来到我家后，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二哥，说：“姆妈来我家了，准备和同学一起明天去医院检查。”
他说：“好的。钱，我拿。”
我说：“好的。快点。”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走早点，不要太迟，太迟了，怕老师下班了。”
我说：“这么早，你还没吃早饭吧？”
同学：“我吃过了。马上出去，我们在车站集合。”
我说：“好的。”
这时，我真是心急火燎，因为钱还没有弄到手，我身上仅有不到200元，这钱还不够我们三个人来去车费，更不用说检查费了。总不能让同学掏钱出路费，出检查费吧。
大清早，我在家急得团团转。又不好轻易给二哥打电话。
正在我急得在家直跺脚时，同学又来电话了：“我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到啊？”
我说：“一会就到。”
挂断同学电话，我和母亲下楼，我叫了辆出租车，让母亲先坐车到车站跟同学汇合。
我对母亲说：“姆妈，你先去车站，同学已经到了车站了。你一去就能看到她，她说她就站在车站门口。”
把母亲送上出租车，我就开始给二哥打电话，一个电话二个电话三个电话，无数个电话，他都不接。
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打辆出租车到二哥单位去了。
二哥见我来了，尴尬地笑着说：“我身上也没有钱，我来跟会计借点。”
说着，二哥趴在办公桌上写了张欠条，跟会计借了1000元。
我在二哥办公室的时候，同学在车站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催我。
同学问：“你在干吗？现在都快9点了。”
当然，我是不会跟同学说因为没钱的原因。
每次同学催我，我就说：“有点事，有点事。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
在二哥办公室拿到二哥借的1000元钱后，我打了辆出租车，飞奔车站与母亲同学汇合。
来到车站，同学已买好了三张票。
我把票钱给了同学，同学客气不收，我说：“哪里让你买票，你能陪着我们，我已经很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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