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
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
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建奴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
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
头戴皮瓜帽，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也相继入川创业。
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时人记述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
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
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
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
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把钱庄、当铺开遍了四川、甘肃大地。
且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
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
如成都一地，就有陕西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
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叶、布业、皮货、药材、水烟、木业等等，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
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场，明清两代，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
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
并他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
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后来转营票号，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
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势力之大，一时无人能及。
19世纪中叶，曾经势同水火、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自此走向衰落。
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主要在长三角一带展开。
太平军与清军反复拉锯，战况惨烈，徽帮中人命且不保，何谈经商？
他们纷纷抛弃产业，撤回徽州老家躲避战乱，商业元气难免大伤。
同治六年，陕甘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如三原、泾阳等，遭受重创，各家富室大户，几乎彻底被扫荡。
随后，左宗棠等率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十余年，派粮征饷、捐资助剿，让陕商数百年积累的巨量财富，旦夕之间，消耗殆尽。
加上顾念乡土的在外陕商纷纷变卖产业，携资回来重建家园，各地陕商经营业务停顿。
辉煌数百年的一代雄商，竟然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渐为世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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