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议案不断被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否决，越来越显得没有耐性的张作霖又露出老东北军的匪气来。他电令人民党分驻在各省的党政军高层“提高警觉，妥善布置，要一声令下即全面清除各地的反对势力，为此不惜用武力的办法”。
依他的脾性，这个国会也要解散并且需“依法重新选举”。
不过张汉卿可不愿意难得的政治局面因此受波及，他极力阻止乃父，并对外界谦逊地表示“人民党和人民政|府愿意倾听议员们的呼声，让中国的皿煮化进程日趋完善。”
当然在私下，他指示中|央调查部：“努力盯好国民党籍及其它势力议员的一举一动，发掘任何可以被弹劾的证据。”
根据《国会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员都应该是独立行使立法权力，不得接受任何政治团体的献金，当然无论什么时代这种事情都无法避免，但是人民党作为执政|党，有着充足、正当的资金来源，不怕查。
为了从根基上切断反对派系的资金来源，张汉卿使用了合法的手段：联合中国银行、工商、税务、海关、财政、交通等部，对反对派赖以支撑的财政体系进行调查及清剿。
另一方面，他的脑海里也不时冒出用“运动”的办法解决一批人，虽然在心底上他还是倾向于用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手段而非流血的方式重新进行一场革命。
当然，仿照北方斯大林所正在进行的“大清洗”和后世的“三反”、“五反”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不但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的反对派，还可以容易地在中国抹去国民党这个大党。但是这些被后世严重诟病的作法，基本上只能停留在脑海里而根本不会付诸实施。
不过他的这些想法，仍然不时地在会见高参时作为玩笑提及。
冒着淅淅的江南细雨，宋美龄以祭父为名重回上海。在宋家，宋美龄见到了父亲生前的老朋友及宋家生意上的伙伴们，以及在后来民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大姐夫孔祥熙。
商人的嗅觉是灵敏的，逐利避害是他们的本能。从梅雨季节起，在沪上，就有了中|央要清除反对派系财政供应链的说法。首先对此表示关切的是江浙财团。
作为在民国政坛活跃了几十年的后来演变成为官商勾结的有特色的政治经济集团之一，江浙财团在促成国民党正史上的地位的作用上是不可轻视的。
孙逸仙能够一直与北洋政|府分廷抗礼、蒋介石后来能够最终打败各系从而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国民党总裁，与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甚至最后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也是在这个集团基础上演化的。
当然，现在的江浙财团，还远没有能够成为历史上那样的政治力量，但是通过经济从而影响政治的动作已经在进行。
因为奉系及人民军系的强大，江浙财团还没能公开作国民党的后盾，有时在场面上还要为人民党锦上添花，但是骨子里，代表中国民营资本家的这个财团，和人民党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人民党也出台了诸多鼓励民间资本和私营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种政策的倾斜始终不能如达到他们的企及。
反而是国民党，由于处在参政|党地位，他们没有能力得到国家财力的支持，为了拉拢这股重要的民间力量，所以对江浙财团等重要经济支柱许诺了许多，其筹码远超出人民党所能给予的。
出于张汉卿在上海滩曾经的雷霆举动的担忧，以及人民政|府在经济政治上雄厚实力的压力，又让这些力量更紧抱了国民党的大腿，当然这国民党，是指以孙夫人宋庆龄为代表的宋家和以乃姐为代表的孔家。
宋庆龄是占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乃姐宋蔼龄，特别是大姐夫孔祥熙，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言人。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他在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
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
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赚了第一桶金。
在“二次革命”时，他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逸仙处理文书函电，从而在孙逸仙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时，宋霭龄是孙逸仙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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