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案基本上与1月31日英国的调停建议相似，但增加了两点新提议:一是在上海设置“中立区”，由中立国军队驻防;二是按照国联12月10日的议案协商解决两国纷争。
这一方案尽管对中国不利，但常校长、汪老板等人为了尽快解决在上海的冲突，仍对此方案表示了同意。认为这一提案“颇属正当公道”，系外交上一大发展，决定予以接受，只是希望将“中立区”改称为“和平区”。
2月4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复照英、美等国，宣布“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
但是日本政府对于英、美等国的提案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2月4日下午，日本外相芳泽谦吉发出答复照会，表明了日本的立场。日本的复照共有四项内容。
第一，首先强调“中国军队必须立即而且完全停止挑衅及骚扰行动”，日军才停止战斗行为;“如中国方面(不管是正规军还是便衣队)仍有挑衅或骚扰行动，帝国军队即完全保留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
第二，“鉴于中国方面历来有不信任的行动与目前严重的局势，我方不可能停止军事动员与战斗准备。”
第三，对于隔离日中交战双方，在闸北附近设立“中立区”，以及由领事及日军司令参加交涉的提议表示赞同。
第四，“对于所谓中日各悬案亦包括满洲问题在内之解释，认为满洲问题与上海事件完全不相关，满洲问题将依去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之决议办理，且不接受第三国视察员之襄助以解决满洲各问题，为帝国之既定方针，故本项建议，完全不能接受。”
从日本的复照可以看出，对于解决上海事变问题，日本已经表示出强硬的态度。
首先在军事行动上不肯让步，坚持要中方先停火，并且要停止非军事人员的“骚扰活动”，也就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活动。
对于设立“中立区”的提案，实际上把目前由中方控制的地域作为国际共管区域。这一规定对西方列强有利，对日本无害，所以没有反对。
对于按照国联议案解决争议的提案，实际上是要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合并解决。日本一开始打得主意就是要用上海事变来吸引大家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所以一听说要将这两放在一起，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这样的答复，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调停方案。
同1月29日的日本政府声明相比，日本的态度已明显趋于强硬。
日本态度迅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事变的形势没有按照日本预定的方向发展。
1月28日晚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之后，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损失惨重，面子丢失。
为了挽回脸面，日本海军决定增兵加压，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而不是在不利形势下轻易停战议和。
日本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是一个狂妄的军国主义者，上海事变开战之初，他曾夸下海口，要在4个小时内攻下闸北。
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迫使日军在十几小时内不能前进一步，最后只得被迫同意休战3天，向东京紧急求援。
日本海军中央部在事变发生前的如意算盘是想仿效陆军，在上海也取得丰硕战果，不料却出师不捷。
接到上海首战失利的报告后，日方匆忙派遣以二艘航空母舰为首的大批舰艇前往增援，以为临时补救。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决定将上海附近的舰队与新增舰船合编组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统一指挥对上海的进攻。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当局又要求陆军派兵参战。早在事变爆发前夕，日本陆军曾考虑向上海派遣部队，但遭到海军的拒绝。
此时遭到败绩之后，海军才不得不向陆军求援。1月31日，海军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
2月1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经过会商，决定派遣陆军赴上海参战。
翌日内阁正式作出派兵决定，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亦达成《关于上海方面陆海军联合作战指导协定》。
根据上述派兵决定，日本陆军第九师团开始紧急动员，第十二师团亦临时组成混成旅团。2月4日，参谋总长载仁亲自发布作战命令，并于次日得到天皇的批准。
在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的情况下，日本外交当然也一反常态，不愿接受调停，以等待新一轮军事进攻之后再寻找更为有利的和谈时机。
从日本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初期的欺诈外交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清日本军国主义者不遵守国际信义，不讲外交道德的狡诈手段和邪恶本质。
而且这种欺骗的本性和手段已经贯穿了整个日军的侵华战略之中，很明显，这次对于金山卫登录的行动，也是采取了外交欺骗的手段。
日方先是向一边在正面战场加大火力，表现出他们要要从正面战场取得突破的决心，然后又派人让德国向中国政府传递消息，说明自己愿意讲和。
其实就是在利用外交欺骗的手段，以此来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也就是金山卫登录来做出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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